2014年5月，欧盟最高法院裁定，允许用户从搜索引擎结果页面中删除自己的名字或者相关历史事件，支持普通公民享有“被遗忘权”。为响应该法令，全球搜索引擎巨头谷歌公司特别成立了受理“被遗忘权”的7人顾问委员会，协助审核删除请求。除了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首席法律顾问大卫·德拉蒙德（DavidDrummond）之外，有位特殊顾问赫然在列，他就是牛津大学信息哲学与伦理学教授卢奇亚诺·弗洛瑞迪（Luciano Floridi）。



2014年9月，谷歌“被遗忘权”委员会将赴欧洲召开第一次碰头会，邀请来自政界、商界、学界和媒体的不同利益相关方，共同商讨委员会工作的具体标准和细则，委员会中的第三方专家均为独立公益顾问，且未与谷歌签订任何形式的保密协议。

令人惊讶的是，为何一位哲学家会出现在谷歌这样一家公司的顾问委员会里？事实上，这就如同“道与术”的关系。比如删除搜索结果的具体操作，需要技术精湛的谷歌程序员对技术架构进行调整，属于“术”的范畴；而批准用户提出删除请求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在网络信息自由和公民权利之间保持平衡，则需要像佛洛瑞迪这样的专家，在“道”方面给予支持。

在人们传统印象中，高科技公司和哲学家似乎没有任何交集，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弗洛瑞迪就开始了哲学和计算机的跨学科研究，著作等身，可谓开信息哲学领域之先河的学科奠基人。“信息”和“哲学”这新旧两门学科，看似对立，实则统一。

2014年7月25日弗洛瑞迪教授来到中国，在腾讯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高峰论坛上用通俗易懂的比喻道出了哲学和信息网络之间的关系：“哲学是土壤，数据技术则是鲜花，土壤与花朵的健康成长密不可分。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朵鲜花，就一定要照顾好你的土壤；如果你是土壤，就要照顾好鲜花。”

实际上，哲学家在谷歌这类公司的作用远不止于此。正如商业环境的“俄罗斯套娃”一样，原来越多的可能出现在套娃外的一层又一层，比如伦理比如社会映射，当然，还有顶级企业的战略思想也非常需要哲学家的帮助。

社会发展到信息时代，似乎离解决人类最基本和迫切的需求已越来越远，似乎我们已不再需要哲学，因为哲学往往由衣、食、住等迫切需求产生。实际上，这是个悖论，1＋1＝2这类有明确答案的数理问题的确不需要哲学，但诸如“像大数据会带来何种道德问题？”这类没有明确标准的开放式问题，只有靠哲学才能解决。

社会、科技和商业变得日益复杂、动荡、充满不确定性，没有哲学作为新思想源泉、不经过激烈的辩论，无法得出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方案。哲学能让我们跳脱俗世束缚，创新思考。可以说，世界越复杂，哲学越有用。哲学家则可称为“新概念设计师”，并不应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而过时。

从企业角度看，哲学不仅可以用来分析、明辨是非、答疑解惑；更重要的是，能让我们思考前人未曾思考过的问题，从而预判出未来。这也正是为什么，很多伟大的企业家和管理者其实也是哲学家，比如已故的乔布斯。

人们普遍对创业者存在着极大误解，认为他们的工作局限于技术及管理领域，而且看重盈利。但创业者实际上是艺术家，因为他们对创造和创新感兴趣，而管理者和CEO则更像政治家，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有限条件下，得出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两者缺一不可。我们需要有想象力创造力，敢于冒险的创业者，同时也需要有条例有计划，针对现实问题的CEO。

如今商学院教育中也存在着一个问题，只是蜻蜓点水地提及商业伦理道德，似乎其只与公共关系有关，或是为了企业“面子好看”，可以说完全本末倒置。道德是底线，是双刃剑，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公司的成败。

打个比方说，过去的商业环境像是3层俄罗斯套娃，消费者在最里层，限制或赋予其权力的是套在它们外面的公司，而塑造公司的最外一层套娃则是法律。先塑立法，法律影响公司，公司才能决定用户能否做什么。而在最近5到10年中，人们意识到实际上套娃有4层，法律之外还有伦理道德的约束，即社会对是非对错的判断和价值观，是道德塑造了法律，然后才有了里面一切。

这就是为什么公司现在意识到，伦理道德不应该是产品和服务诞生之后才要考虑的问题，而是早于一切管理程序的大前提。如果从一开始没有正确的道德观，后面很可能步步皆错，消费者终会爆发不满。著名管理学家稻盛和夫在他的书《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中就曾写过“哲学可以赋予企业一种优秀的品格，就像人具备人格一样，企业也有企业的品格。”、“正确的哲学是企业永续经营的灵魂。”

一个企业越往前走，越需要哲学思维。公司高管在制定战略之前，花时间考虑一下伦理道德方面的影响很重要。正因为信息社会如此复杂，改变代价太高，很多错误根本无法挽回和弥补，可能会导致企业退出商场，用户甚至还会投票选出新法案。从石油企业、农业巨头到网络公司出现的多起公关危机、环境灾难，和法律问题，都能看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