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掀起了一段疯狂购物潮，也让我们开始反思过度消费这件事：太多的购物，太多的娱乐了。

 

从“火鸡节” (Turkey Day) 那一天算起，用怎样的词语形容电视台的节目轰炸都不过分：感恩节特别节目、全天的足球比赛、持续十二小时连博的美剧《海军罪案调查处》和《豪斯医生》、重播的《失眠西雅图》让人看到厌烦……

 

1996 年，英国电影协会 (British Film Institute) 的受众检测研究部门 (Audience Tracking Study) 邀请受访对象评论在收看电视节目时的内疚感受——反馈结果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大西洋彼岸美国的状况。人们纷纷表示，因为如下原因使得他们感到很糟糕：浪费时间、收看白天播放的节目、影响到其他的事情、垃圾般的节目趣味等等。

 

收看电视节目与内疚感存在关联，早在这一媒体形式的初期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一些重要的因素使其发生了变化，包括人口状况、时间段、科技、节目类型以及节目与观众智商的关系。

 

1938 年，电视节目很大程度上还属于“试验性质”，二战期间，美国大部分电视节目广播都停止了。直至 1950 年彩色电视大规模普及，电视节目开始大行其道。

 

1961 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牛顿•米诺 (New ton Minow) 曾经公开表示电视节目是一个“庞大的垃圾场”，充斥着同质化的内容、耸人听闻的广告，还有“最可耻的是，无聊”。

 

电视节目历史学者、曾任广播电视网高管的蒂姆•布鲁克斯 (Tim Brooks) 研究收看电视和内疚感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已经有几十年时间。他在 1970 年代进行了一项测试，结果发现目标对象经常会低估他们收看电视的时间，并且会高估他们收看教育类节目 (诸如 PBS 纪录片) 的时间。

 

“70 年代的人都会记得电视是如何兴起，如何主导了他们的生活，”布鲁克斯这样说。从 70 年代到 90 年代，电视开始变大，人们可以坐在更远的地方收看，而且遥控器也被发明出来。电视机也更便宜了。90 年代中期，大约有 70％ 的美国家庭拥有至少两部电视，50 年代中期这一数字只有 2％。录像机能够录制多个频道的节目，收看电视节目成为了一项重要活动。

 

1980 年代末期，研究显示消费者的内疚感依旧存在并且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发挥着作用。广播电视网通过降低观众的内疚感来获得他们的市场份额。布鲁克斯认为，观众在收看电视时如果能获得智力上的刺激和愉悦，他们会觉得更好——于是我们看到一大批连续剧的兴起，比如《法律和秩序》、《犯罪现场调查》，这些美剧看起来有无限的能量可以一直拍下去。

 

“收看警方调查犯罪案件，能够了解到比如分析毛发和 DNA 这些线索的情况，这些又涉及到一点科学知识，”布鲁克斯说，“于是观众们会觉得，‘可能我没有在浪费时间，我能从里面学到一点知识。’”

 

到了 1990 年代，频道们纷纷针对一个特定人群打造节目，为的是让观众不再需要担心将时间浪费在他们不感兴趣的内容上。受众开始以他们收看的节目被标识，按广告主的说法，这叫做“你看什么节目，你就是哪一类人” (You Are What You Watch)。

 

那么数字技术和今天收看电视节目的内疚感有什么关系呢？一方面，YouTube 和 Netflix 这样的网络服务让起居室的收看体验更加去中心化了。与此同时，科技帮助电视收看体验变得无处不在。大部分移动端的收看行为，是在观众家里发生的。这就是说，一个小孩可能在用移动设备看 Web 剧集，而他的父母在隔壁房间看《犯罪现场调查》。

 

另一方面，年轻观众，在校大学生和高中生，责任感较弱，收看几个小时的肥皂剧也没什么大不了。但研究显示，一旦年轻人的责任感开始增加——婚姻、工作、小孩——那么挤出时间收看长剧集的压力则大大增加。

 

电视，和电子游戏一样，能够让人感到愉悦，大多数人觉得它们是忙碌一天后很好的休息方式。无论本文讨论的内疚感是否会变化或被电视节目本身中合，电视节目仍旧会继续拍下去。很可能的情况是，如果有人现在还在看电视的话，那么就会一直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