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导演们（或电影工作者）聊起电影，最常用的修饰喻体就是“梦”。这一方面概括了电影美妙的根源，另一方面也提醒大家，电影是要与现实是分开来看的。电影照进现实的桥段，似乎只发生在电影中。但凡事总有例外。《亲爱的》即将下映之际，《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上发布了消息：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已作出修改，一旦正式颁布，对于收买被拐卖儿童、妇女行为的判定，将从“可不追究刑事责任”变为“一律做出犯罪评价”。这似乎让中国网友对于韩国电影《熔炉》和《辩护人》的评论“国外有改变现实的电影，我们有改变电影的现实”，有了被推翻的可能性。

10月27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上发布了消息：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已作出修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若未阻碍妇女返回原居住地，也未虐待被买儿童、不阻碍对其解救的，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一律做出犯罪评价。而对于相似情境，现行刑法的规定是“可不追究刑事责任”。换句话说，若草案颁布，收买被拐卖儿童、妇女，将皆属犯罪行为！

黄渤微博截图

同日，黄渤也在微博上转载了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的同题新闻，字里行间充满了兴奋：“终于有希望了！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买方也有罪了！这一切来之不易！我们的电影《亲爱的》一边在放映，另一面却每天收到各地刚丢失孩子的信息。我们还需要完整有效的防丢拐的预警系统！毕竟往好的方向发展了！替孩子们感谢一直在为此努力的人们！”

不可否认，电影《亲爱的》对此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这件事情的源头，似乎可以追溯到那场对文艺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当然，习大大在座谈上只提起了《黄金时代》，但《亲爱的》却意外收获了《人民日报》的点名表扬，并且是在《人民日报》关于“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相关报道中的点名表扬。这使得卖得没《心花路放》多的《亲爱的》，也和《黄金时代》一样，收获了一份超越商业价值的社会认可（虽然导演陈可辛总在强调自己只是商人，宁浩总喜欢跟记者讲电影的社会责任）。

那些在韩国电影《熔炉》豆瓣页面下留下评论”国外有改变现实的电影，我们有改变电影的现实”的网友，终于得以在看完一部潸然泪下的电影后，高兴地看到，世界因为这部电影变得好了一点点。很自然地，人们因此联想到了韩国电影《熔炉》与《熔炉法》。《熔炉》以发生在光州一所残障学校的性暴力案件为蓝本，描写了一名良心教师与人权运动者一起揭开学校，乃至整个韩国司法潜规则的内幕的故事。影片极其悲怆虐心，上映后引起社会热议，政府在舆论压力下重新启动调查。同年，韩国法院对事件中的几个“反派”依法判刑11-12年，学校勒令关停。国会也对性侵罪行量刑标准偏低的韩国法律作出修订，《熔炉法》立法成功！

事实上，这不是拥有强大观众基础的韩国电影第一次取得这样的成绩。2013年上映的《辩护人》，也曾影响到“釜林事件”中的受害学生得到了重新上诉的机会。

放眼整个电影史，电影改变现实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1988年的《细细的蓝线》。该片以纪录片的方式重现了11年前的一起枪杀案，它剥茧抽丝，证实了当时身陷囹圄的“罪犯”系冤狱，最后又让真正的罪犯亲口承认了犯罪事实。冤狱受害者（亚当姆斯）很快释放，而本片也被选入“美国国家电影保护局保护名单”。

类似的例子还有1978年的《午夜快车》。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一个美国普通青年因走私大麻被土耳其海关扣留，在狱中生活多年，忍受非人对待，最后成功越狱。影片在试映期间就引起轰动，成了社会话题。美国政府在仅仅41天后，就与土耳其开始了交换囚犯的谈判。

看起来相当闷的《罗塞塔》却让比利时政府意识到贫困青少年缺乏保护

比利时电影导演达内兄弟讲述贫困青少年挣扎求生的《罗塞塔》，曾于1999年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引起极大反响，而比利时政府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警觉本国青少年工作权没有得到保障，甚至因此修改法律，并称为“罗赛塔计划”。

这件鼓舞人心的新闻传播到内地，变成了“国外有改变现实的电影，国内有改变电影的现实”之类的一声叹息。其实早在《亲爱的》刚上映那会儿，就有不少评论说“这是中国版的《熔炉》”。如今它终于像后者一样，变得有社会意义了。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亲爱的》在内的这些“好”案例，也把我们引入了一个逻辑怪圈——如果我们相信电影有把世界变好的力量，是不是也有让世界更糟的力量？《细细的蓝线》《午夜快车》之类的电影观众未必熟悉，我们更容易举出的例子是另外两个：一是意大利黑帮的大佬们在看完卡波拉的《教父》系列后，坐卧行止、办事风格就越来越像电影里的角色，他们有一次还把帕西诺堵在餐馆聊心得；第2件是二B青年约翰·欣克利看完《出租车司机》后，疯狂地爱上了朱迪·福斯特，他在至少看了二十遍此片后，向已经17岁的朱迪求爱，但遭到了拒绝。为了吸引她的注意，他于1981年3月30日行刺了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

这两件事除了让影迷掉书袋，社会层面上都算不上什么好事。

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应该捍卫电影怎么拍都行的“创作自由”，还是承认“电影可以改变世界”？俩说法都挺理想主义的，理想主义是高贵的、有拥趸的、有挖掘机的，你敢瞎踩？

遥想2007年，导演李杨有部电影叫《盲山》，讲的也是少女大学生被拐卖的故事。它提出的伦理困境与《亲爱的》类似：被拐卖的女孩几次反抗不成功，还怀了孩子，她到底该接受营救离开；还是留下来免去骨肉分离？那一年，这难题并没变成从民间到官方的讨论热点，因为它并未在内地大规模公映过。归根结底，《亲爱的》产生了传播学层面的意义，而不是电影本身的。它的前提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事件要有戏剧性和可讨论性，一个是票房不能太差。

现实中壮烈的维权故事孕育了电影《熔炉》，最终促成《熔炉法》靠的是民众的力量

电影《熔炉》事件真正爆出的时间是2005年。现实比电影还要惨烈、有戏剧性：为孩子们维权的并非教师，而是一名律师、一名医生。最初爆料给律师的人遭到了暗杀；律师被fire、身患癌症、拖养三个孩子多年诉讼，最后死在了上访路上；医生因为判决不公，留下万字遗书并自杀……作家孔枝泳据此改写成小说，接着本片的主演向电影公司推荐了小说。也就是说，是先有了关于“性侵孩子”、“司法内幕”之类的话题讨论，才有了电影《熔炉》，而不是反过来。整个事件中，它起到了类似于媒体的作用，将事件的关注度放大了。《亲爱的》上映期间（9月27日），主演黄渤亦利用自己的明星效应，通过微博在五小时之内帮助一对父母找到了走失的孩子。两件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一切其实恰如《辩护人》导演杨宇锡所言：电影并不能够改变现实，但电影可以是一把榔头，不停地凿向冰面，让那些被假象蒙蔽的人听到真实的声音。他在片中也是这么表现的，宋康昊饰演的青年卢武铉，在辩护最后阶段，激昂地喊出了那句让被告哑口无言的金句：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国民！

结语

反映现实诚然可贵（比如陈可辛），虚构现实也没什么可耻（比如郭敬明）。归根结底，电影只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意淫或痛淫工具，若偶尔抢了媒体的饭碗，从业者们可以深刻反省。就像那句深慰文艺青年之心的台词：别奢望改变世界，努力不被世界改变就已经很高贵了。

为了防止广大网友陷入犬儒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最后再从观众的纬度补充一句：内心深处，我们有谁没被某部电影感召、鼓舞过呢？一如《达·芬奇密码》里的桥段——那位符号学家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但当他坠入到漆黑的井底恐惧绝望时，心里的信念也并不是“井”作为符号出现在梦里的意义，而是——亲妈呀，上帝救救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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